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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福民:完整认识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

201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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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隋福民(大发六合)

  来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32卷第2期,第73-80页

  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然而人们对这一战略的认识却不尽一致。文章指出中国农业农村到了确实需要高度重视的时刻,中国也必须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和历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乡村振兴 与城镇化并非背道而驰的关系,要发展农业农村,规模经济仅仅是众多选项中的一种;在需求升级和新的技 术条件下,中国能够走出新型乡村振兴道路。最后,指出乡村振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镇化;规模经济;现代农业;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19)02-0073-08

  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各地和各部门都积极贯彻这一政策精神,出台有关政策, 加紧推动中国的乡村振兴。然而,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一些人对“乡村振兴战略”在理解上有偏差,最典 型的就是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 这一举措与城市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共识”不符。也有人认为,目前从全要素生产率上看,应该主要依靠工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农业。换言之,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推动“乡村振兴”。我们认为,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都没有从历史和全局上整体理解中国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和伟大意义。应该说,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枚重要棋子,但不是唯一的棋子,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让农民农业农村跟上中国发展的总体步伐,共同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农业农村到了需要高度重视的时刻

  一些人认为中国农业农村甚至农民不是很重要,因为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村注定是要被消亡的对象,而农民的最终命运就是变成城市市民。这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农民越来越少。农业的生产效率尽管也在提升,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工业或者服务业相比的,不然就不会有乡镇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村也确实在凋敝,以至于我们经常讨论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师等问题。我们的调研也发现,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都见不到40岁以下的青年人,只有春节的时候,这一群体才像候鸟一样飞回自己的家园。我们见多了这样的场景,并且认为这就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技术确实在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曾几何时,我们没有化肥,20 世纪70年代才建立了自己的化肥工业,之后,加上种子技术的进步,在农业科技上才有所突破。林毅夫曾经测算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结果是1978-1984年间中国农村种植业产值增长42.23%,产值增长的 46.89%可以归因于生产队转变为家庭经营制的改革[1]。除此之外,应该把农业产量的提升归功于技术进步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农业进步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我们的技术并没有随着经济体的壮大而发生“跃升"。我们依然用工业化技术和工业化思维来理解农业甚至“发展"农业,结果就是我们的粮食产量上去了,但质量不敢保证了。我们的土壤变坏了,水质变糟糕了,环境被污染了,大气不如以前了,再加上工业污染,我们的环境日益恶化了,直至今天实际上也没有出现“拐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资源禀赋结构不同,中国还面临着自己的一些独特问题。比如,18 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超过5 亿人口的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从而让自己跨入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阵营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但其只有3 亿多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历史较长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13 亿多人,印度不足13 亿人。这两个国家目前都奔跑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无论是从GDP 总量看,还是从人均 GDP 上看,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都要快于印度。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 GDP 是8827 美元,在世界189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4 位。这说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还很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个问题:一 个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遍布全球,这些产品很多 都是中国农民工生产出来的,中国农民还有没有持 续地转移至工业或者服务业上就业的空间?如果没 有,这些人要去哪里? 怎样谋生? 另一个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保障我们自己的粮食安全问 题。很多人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当然,在和平时期,这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选项。中国也正在这么做,比如我国2016 年进口8400 多万吨大豆,占全球大豆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因为如 果不进口,自己生产的话,这些数量的大豆就要占有近8亿亩的耕地,中国目前的耕地红线是18 亿亩(实际耕地大约20多亿亩),我们拿不出这么多的土地来耕种大豆,因此,进口是有利的,也符合经济学 中的贸易理论,即一个国家应该主要生产自己资源禀赋占优势的产品,我们国家人均土地相对少,多进 口一些土地密集型产品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然 而,我们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贸易体系呢? 笔者认为这样做也有很大的风险。事实上,西方对中国粮 食安全的担忧曾长期存在。二战后美国的一位总统就曾担忧中国养活不了5 亿人口;1974 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一些专家也认为中国无法养活10 亿人口;1995 年美国学者布朗在其书籍《谁来养活中国?》中,再度表达了对中国粮食供给 的担忧,认为全球的粮食生产可能难以满足中国未来巨大的粮食需求。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人批评中国的制度,比如 2001 年章家敦提出的 “中国威胁论"①。之后“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评论不绝于耳。即使到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文化、制度、人口仍 然存在很多偏见,尽管我们已经用占世界7%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尽管我们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上仍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太不同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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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1年8章家敦的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出版在书中他公开宣称中国过去50年在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累积的弊病太多太深目前的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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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段)从当前来看,世界经济体系,包括贸易 体系还非常不稳固,一些国家可以任意地破坏已经形成的规则,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依 然存在,甚至也不能排除军事竞争乃至战争的风险。很多人觉得这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融入世界的问题,但事实上,世界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公平与和谐,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的竞争和认同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总之,在目前的态势下,保障 自己的粮食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是非常 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重视农 业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即便是其可能只是一个人口小国,比如日本、韩国一直高度保护自己的农业。

  农业本身也在进步,包括生产方式。而我们的农业,实际上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较合适的策略来应对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从全要素生产效率上看, 我们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果不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农业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狭窄,中国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也会越来越简单化、粗暴化,即通过使用大量的化肥来维持农业产量,通过灭草剂、农药等化学制剂来减少对人工的投入。目前据测算化肥农业的投入只有30% 的真正利用率,而40% 成分残留在土壤层,高达30% 的成分伴随着地表径流,土壤淋溶等形式流入水体当中。中国农民对农业知识的掌握也会越来越生疏,对农业之外的环境也会越来越漠视。环境是我们人类生存赓续的舞台,如果环境不断地被破坏,那么大自然 一定会给予人类社会猛烈回击,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农业的进步路径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农业发展 局面亟待改观。因此,中国农业农村到了需要重点关注的时刻。过去我们强调“四化同步",“四化"中 有“一化"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四化同步",中国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二、解决中国农业农村问题需要探索中国特色道路

  上文已经提到,有些人依据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应该同这些国家一样,大力推进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农业农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世界上很多国家也确实是这样做的[2]。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禀赋结构具有自身特点。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农业人口能不能快速变成城镇化人口?目前,我们的城镇化水平还较低, 用户籍人口衡量的城镇化水平只有不到50%,用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水平也还不到60%,相比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90% 多,应该说空间很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为什么用两种指标衡量的城镇化水平有差异,说明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中国城市的承载力没有那么高?农民从没有户籍到有户 籍,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要有社会保障,像城里人一 样,农民进城还要购买城市的房子,这些成本谁来承 担,能不能承担,承担和消化这些成本是不是需要一 定的时间,等等。就中国目前来说,尚不能支持大量 农民进入到一、二线城市落户,而农民又不情愿去 三、四线城市,因为那里的就业机会相对缺乏。就业 需要有产业支撑,无疑从目前中国来看,一、二线城 市的产业支撑能力是最强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呢?恐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产业的布局、迁徙也不 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当然,有人认为农民进入到一、二线城市不一定要购房,也可以租房,这样可 以减少一些成本,但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仍然不低。还有一个与城市人接纳和融合的问题。很多人倡导 农民工进城落户,但不希望农民工落户在自己的小区,自己的孩子也绝不愿意与农民工的孩子成为同学,这样一种认知态势,造成农民工落户大城市既不 可能也不可行,只是理论上的“憧憬"而已。目前的 主要方式仍然是候鸟方式,即农民工就业在城市,保 障在农村。有些人批评目前大城市进行的拆除违 建,认为这是赶农民回家。实际上,这样做,只不过 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城市环境自身也 需要美化,拆除违建,也并不是一定要让农民回家。当然,这一举动确实让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无法立足, 必须回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背后隐含的问题。不能不说农民工确实让很多城市人口享受了低价格的服务,主要原因是农民生存的低成本,以 后这种低价格的服务可能会越来越少。另一个问题 是中国农民进城不可能是以低成本的城市“贫民窟" 的方式进行,像巴西、印度那样,城市周边有很多“贫 民窟",这样农民进城成本低,但对于城市发展来说也是有问题的,中国也绝不希望重蹈巴西、印度等国 家城市化问题的覆辙。

  其次的问题是,世界上需不需要更多的中国农民工制造产品。中国目前还有7 亿农民,是很多国75家人口总数的总和。这些人进城多是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而目前的“中国制造"产品遍布全球,已经  “产能过剩",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不满。比如美 国就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抢夺了美国人的饭碗。而实 际上,中国的制造业利润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即 我们产业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中国农民由于有自己的土地作为保障,因此,工资要求低,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的秘密。而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农民 工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中国制造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正日益受到挑战。很多工厂都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区。总体上看,中国不可能通过不断地让农民进城制造数量更多的产品这种方式来消化农村人口了,必须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就是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

  多年来,中国农民在与城市的互动中知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农民距离“中国智造"的高端要求仍有距离。中国必须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的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农民也需要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要进一步适应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这样城市才能为农民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农民知识怎样进步?中国城市的产业如何升级?中国的社会保障如何实现城市一体化?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通盘考虑,整体推动。中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绝不是不让农民进城,让他们固守田园,只在农业农村寻求发展,而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的、有序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三、乡村振兴并非与城镇化背道而驰

  中国人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自近代开始就没有停止过。19 世纪60 年代,伴随着世界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脚步,中国就开启了洋务运动, 意图迅速提升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稳固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尽管在近代发展缓慢,但也有所进步,尤其是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占12%~1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需求非常强烈,这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也是防范于世界未来不确定性发展的一种保护性举措。中国建立了很多新兴工业化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那时候,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招工需求也很强烈,因此,快速推动了中76国的 城 镇 化 水 平,城 镇 化 率 跃 升 至 1960 年 的 19.75%。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粮食供给的不足和原材料供给的不足,快速的城镇化开始退潮,1963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下降至16.84%。为了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大计,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以及统供统 销等制度,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和销售都符合中国 的工业化战略。然而,这种方式导致中国农民的抵 抗,毕竟农民自己也有一个吃饱肚子并改善生活的 问题。至于工业化,那是国家的大事。当然,尽管中 国农民有怨言,但总体上还是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 建设和城市发展。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能够建立起 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与这一体制分不开。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立足 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民国 时期,很多学者从事过乡村建设,认为中国农民的问 题是教育问题,这些实践在当时都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中国最终都要回归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 时代的课题,是任何国家都不能置之不理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学者曾经批评过当时的政策,认 为农民受到了剥夺,但毛泽东强调,“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3]。因为没有一个工业强大的国家,农民自己的小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深知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性,也 知道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2005年 10 月,中国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农村和农业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当时提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 又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实现工业与 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政策,目的也是担心 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农业发展的不协调。尽 管我们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城乡要素的均等化等一些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农 业农村的投入是巨大的,是随着时间需要不断累积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快速解决的。因此,党的十九 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且给出了目标、时间 表、路线图等。“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是一脉相承的,与我们的历史认知也是一脉相 承的。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城市与农村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城市离不开农村,农村也离不开城市。如果乡村都凋敝了,城市也未见得搞得好。

  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也提出了“城乡融合战略"。所谓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机制,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联动。一方面运用城市资源要素、产业辐射等带动农村发展,引导公共与社会资源优先向农村投入、聚集;另 一方面对标城市补齐农村短板,在诸如生态环境、宜 居程度等领域激活农村的独特吸引力。这也就是 说,我们不是撇开城市发展乡村,而是需要两方面发力:一个是城镇化继续发展,农民进城之后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当然可以继续进城;另一个是乡村端发力, 让不能进城或者不想进城的农民甚至是不愿意呆在城市的城市人也能在农村宜居宜业。最终目标是让  “乡村和城市齐飞,工业与农业一色"。  

  四、规模经济不是中国农业农村振兴的唯一选项

  欧洲国家实际上都是人少地多,因此与我们差距较大。很多人认为振兴农业农村很简单,就是规模经济,并且拿出世界各地的案例做证据,比如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确实,这些国家的农场面积都很大,然而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他们的这种规模经济不是人为推动的,而是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反对那种为了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做法。

  第一个原因,中国的规模经济一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与欧美等国差异较大。美国的国土面积与我们有可比性,但人口数量却相差很多,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仅为我们的四分之一。俄罗斯人少地多,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国土面积尽管不大,但人均面积却高于我们。与中国比,印度虽然国土面积小,但耕地数量并不少,从人均上看还比我们多。东亚国家与我们在资源禀赋结构上更为类似。比如日本和韩国。但这两个国家的总体规模和工业化进程又不能与中国相比。一方面,这些国家总体规模小,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业化水平却高于中国。因此,综合来看,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差不多是最不利的。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很多政策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没有成熟的经验,也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学者做过测算,如果中国要达到家庭经营的最优规模131~135亩,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中国目前户均只有25.98 亩的土地经营总面积(包括池塘和林地)[4]。因此,我们在发展农业农村上,需要保持一定的历史耐心和国情定力。

  第二个原因,规模经济不一定必然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常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土地生产效率;二是劳动生产效率。从历史上看,由于我们精耕细作,中国的土地生产效率并不低,只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农地产出率比同时代的美国高得多,“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中国每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5]中国大陆地区1970年的土地生产率(694)仍高于法国(653)、美国(265)、澳大利亚(87)等国家,尽管那一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总体上还相对落后①。然而, 时至今日,中国无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还是土地生产率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劳动生产率上,荷 兰、日本走在世界前列,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也 较高。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要低很多。在土 地生产率上,表现最好的国家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以及西北欧的荷兰,中国的土地生产率从世界范围看还不算低,但与这些国家相比,则有相当大的差 距。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不仅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更要关注土地生产率的提升。

  

  图1 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世界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注:用农业增加值除以农村人口,以此来度量农村劳动生产率。   

  规模经济本身只能解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不能解决土地生产率的问题。如果说规模经济后,资本投入增加,从而使得农业产业技术进步,带 来土地生产效率提升,那也应该主要归功于资本和技术。在没有规模经济时,如果提高单位土地上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土地生产效率依然能够提升。规模经济只是提供了一种便利,因为决策单位少,决 策成本低。在规模经济之外,仍有提高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之渠道,仍有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之可能。很多人偏爱规模经济,是因为他们认为用工业化思维来解决农业问题是正确的。而实际上,这一前提是错误的。很多工商资本折戟沉沙,就是相信规模经济能够解决中国农业问题,总觉得农民种地不够科学,或者是不够明智,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不够科学化。其实他们低估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实际 上,农业生产的进步规模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技 术进步。当然,这种技术进步并不是增加要素投入的含义,而是生物技术、生态理念等多方面的 “跃迁"。

    

  图2 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的世界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注:用农业增加值除以农业用地面积,以此来度量土地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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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括号中数字为土地生产率即每公顷农作物产值参见ERS-USDA:“World Agriculture Trend and Indications 1970 1991” Satistical Bulletin,No.86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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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原因,规模经济是农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官员或者学者到国外考察,看到的都是大农场、大规模,就觉得中国农业的问题是规模问题,实际上这是舍本逐末。据笔者调查,即便是美国的农场面积、规模足够大,但是农业效率也没有办法与工业相比。农民的收入有一部分需要依赖于补贴。日本农民收入的一大半都是国家补贴,日本的农业效率总体上还是不低的。荷兰的农业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而是新技术,比如,植物工厂模式。荷兰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地势低、土质也一般,他们的大田作物很少,主要都是畜牧业。温室大棚、植物工厂78是他们的发明,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效率。以色列是另一个农业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他们的 特点是用滴灌技术解决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些 国家都在大力推进他们的农业技术研究,并且以此 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伴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 升,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种地的人越来 越少,可以操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农场面 积越来越大。我们从来不否认规模化是历史趋势, 只是强调这一趋势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国家倡导的。如果为了规模化而让农民进城,实际上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圈地运动",是不可取的。农民要进城, 但不是被逼迫着进城。 

  五、供给与需求:乡村振兴有新途径

  从需求端来看,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目前正 在经历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按照黄宗智的测算, 中国人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 化。过去的食品消费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八一一" 的结构,也就是说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这 样一个结构。但是近二十年来,它已经快速地朝着  “四三三"型在转化,也就是说四成粮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水果[6]。尽管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旗下,农业生产的变革有所成效,但距离真正匹配我们 消费结构的变化还有待时日。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 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到农业农 村发展上就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跟上消费升级的 快速变化。另外,从农产品品质上看,中国也到了愿 意为优质农产品付高价的时代。过去,我们主要是 吃饱,解决量的问题,现在我们讲求要吃好,开始注 重质,这也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优质的大米可以卖到每斤30 元,真正的绿色有机猪肉可以卖到每斤 80元之原因。当然,好的产品是少的,因此,价格略高。随着新的优质农产品入市必然会拉低市场价 格。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奢望农产品总是价格越 低越好。除此之外,实际上有一些高端人群对环境 和文化也愿意付费了。农业升级同时意味着环境改 善,一些人愿意亲自去原产地做农事体验,呼吸一下 乡村的空气,看一眼乡村的夜空,自己到田间参加一 些劳动,还愿意因这些事情向农民付钱。因此,我们 认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

  从供给端来看,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具有了新的历史时空。我们不必要完全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在这两个国家,农业合作社 的发展促进了他们的农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 国也推行了农业合作社。但总体来看,中国农业合 作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更多的是一件外衣,里面运行的本质是企业,合作社的社长实际上就是农业企业家,农民尽管是合作社社员,但其更像 是企业工人,他们在决策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这与日本、韩国不同。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的表现呢?主要原因是日本、韩国推动农业合作的基础是, 农民的条件都基本上差不多,互相比较平等,因此, 合作的制度容易推行。而中国推动农业合作制度时,中国农村农民已经出现了分化,地位多半是不平等的。因此,弱势的农民自然而然地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由于他们自己都没把自己经营好,怎么还能 有信心领导别人呢,结果就是资产多的农民做了“头 雁”,其他人只是跟随而已,这与合作的本质含义不相符。为什么要推动农业合作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对接的问题。农产品价格像  “过山车”,农户由于资本少、信息少,在市场价格变 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一旦组织起来,就可以通过 签合同等方式来稳定农产品的收益,从而规避农产 品价格波动风险。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必完全重复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呢?因为技术条件变了。日本和韩 国推动农业合作的时候,当时还不存在互联网。而 如今,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互联网为传输信息提供了便利,过去获得信息需要大量的成本,而现在这 一切变得简单了。与互联网如影随形的,是大数据、物联网的发展,这些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时空和新的发展机遇。

  在这一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探索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或者说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一路径不必是规模大户,不必是土地规模化流转,而是可以探索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新方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经营中小规模的兼业农户仍然会占大多数,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可以说,没有小农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农业大国,小农不仅是农业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绝不能抛弃小农、遗忘小农,更不能剥夺小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经济”,农户家庭一直是农业组织形态的基本单位。“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一直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与传统的对小农经济的认识相反,中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意味着农户家庭的自给自足,而是作为一个广大的市场经济中的一员,他们积极地与市场发生着联系。对小农的重视也反映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讲到建设现代农业时也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作为重点第一次提出来,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农业农村的正确判断。这也是着眼于中国国情、农情和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律,既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务实的实践要求,对于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 

  六、乡村振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最早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要求是20个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排在第一位,接着是生态宜居,乡风文明。2018年习近平在两会上又提出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组织振兴。这里产业振兴也排在第一名,然后 是人才、文化、生态等。我们发现,两次讲话一方面强调产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乡村振兴的多重内容和多样意义。乡村振兴首先是经济振兴, 但绝不是简单的经济振兴,而是文化振兴。这里的 文化振兴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角度。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古国。五千年的农耕史让我们对脚下的土地和天上的星空有着特别的感情和依赖。因此,我们的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时地利 人和"。我们一方面看重自己,强调“君子以自强不 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另一方面也承认“天行健" “地势坤",即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文化 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不同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强 调人是自然的主宰:“硕果累累,多多繁育,充满这个 地球,去征服它;去支配海中的鱼,去支配天上的鸟, 去支配在地球上活动的所有生物…… 硕果累累,多多繁育,充满这个地球,去征服它。"[7]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这样的强调有价值。然而,与此同时, 这样也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曾几何 时,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诉求也确实导致了环境问题,以至于大气层的臭氧层遭到破坏,北极的冰川融化, 地球表面温度升高,海平面升高等。当然,目前的发 达国家很注重环境问题,也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本质上他们的文化还不完全是以包容性为特征。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还不能完全理解“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中国农业发展赐给我们的哲学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需要适应天地之环境, 否则人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这些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世界问题,包括环境问题是有裨益的。中国需要在乡村振兴上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的探索, 也需要通过这一举措和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观、哲学观。中国一方面要对世界做出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理由做出推动世界文化进步的贡献。

  另一个是文化遗产角度。一个民族的发展要有根,要留住自己的根,留住了发展也有念想,知道自 己从哪里来。中国也需如此。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留住自己农业的根。当然,不 是让我们回归到农业社会,而是留住那个时代的农业遗产,不要让工业化的大潮全部淹没。农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留住遗产有很多种方式,比如保留遗存,在遗存的基础 上建造博物馆、展览馆,等等。目前,中国很多农村 都有类似的文化设施。与此同时,还可以保留软文化,比如通过农事体验让现代人明白传统时代中国农民是如何耕种、如何顺应天时、如何管理秧苗、如何收获、如何庆典丰收,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农业文化,也是随着机械化、电子化马上要消失的农事文化。这些文化内容可以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从而让中国的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农村现代化之举,也是展示中国文化、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和平台。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4.

  [2] 贺雪峰.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学什么[J].决策,2018(1):13.

  [3] 朱有志.毛泽东时代[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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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黄宗智.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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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