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六合

| | | | |
最新论文
裴长洪、赵伟洪: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创新

2019-05-14

调整字号:

作者:裴长洪(大发六合)

   赵伟洪(大发六合)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94,第3-17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立足于“新时代”这一历史新站位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新时代”呈现的经济社会趋势性变化是: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变革和新的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必然要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应对各种挑战。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核心统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时代背景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既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和探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内涵,为阐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做初步尝试。

  一、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性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立足于这一新的历史起点来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性变化观察,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理解产生新的思想观念的时代背景。

  首先是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曾高速增长,2012年之前经济增速通常都在8%以上,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降到了7.9%7.8%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释了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对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趋势性变化作了系统分析。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转向负增长和工资增长幅度加大,城镇化呈现减速趋势,大众化、排浪式消费热潮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产能过剩和企业设备平均利用率下降的现象增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速度换挡,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增长速度换挡并不是新发展阶段的唯一特点,更重要的特点是,新发展阶段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从2014年到2018年这5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轨迹已经明显呈现:经济形态正在向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的形态转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向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在转向新动能驱动和新的增长点。

  其次是技术变革和新的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划分不同时代的基本依据。生产力范畴中,劳动资料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通过改进旧有的劳动资料,创造新的劳动资料,包括新的生产工具、新的资本形式和新的生产要素等,形成新的生产力。

  数字经济是一种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通过渗透进工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业劳动,形成所谓互联网+”,实现资源配置、产业融合、分工协同等方面的能力空前提升,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将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这一论述表明,信息革命带来的新的技术变革,是新时代推动生产力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决定要素。数据信息的生产及其传送,作为一种决定生产率的新的技术手段,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生产要素。

  新时代新的生产力,还表现为新的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趋势。201610月,习近平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产业智能化是与数字经济紧密相连的重要经济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将呈现出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组织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的特征,对全球分工将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2017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产业智能化正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智能+”首次被写入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3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我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人工智能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再次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社会市场需求。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从低到高的依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和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从而美好生活需要也成为更大的社会市场需求。

  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拉大,这突出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然而收入差距明显偏高。实现收入差距的稳步下降,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发达国家跃升的客观要求。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扶贫成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过去五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到2020年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即将成为现实。从经济意义上说,贫困人口的减少同时意味着市场需求的增长。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表现为对公平、环境以及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的需求更加强烈。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不优。所谓公共产品,大体分两类:第一类是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环境;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障)。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需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增加社会资本投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使高质量发展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动力。

  最后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贡献增大,碰撞也增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应对各种挑战成为必然选择和趋势。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5%,当年工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全球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大,这是难以逆转的客观规律。自从2013年中国成为货物贸易的世界冠军后,这个位置难以撼动。而在2018年,排名第二的美国,其货物贸易总值为4.278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为10.87%,其余依次是德国2.847万亿美元(7.23%),日本1.487万亿美元(3.8%),荷兰1.369万亿美元(3.48%)。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存量也日益增多。

  当中国经济日益壮大并不断扩大世界市场时,必然与世界各贸易伙伴发生双重的产业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双重摩擦:一方面,在低端的轻工、纺织等领域,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减,但并未培育出高端品牌,无法实现差异化竞争,因而遭遇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光伏、机电等产业领域,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要从互补变为交叉,甚至重叠,因而在产能过剩和高端产业领域遭遇到贸易壁垒。2017年,中国共遭遇21个国家(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75起,涉案金额11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2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1中国与全球货物贸易总额

 

资料来源WTO数据库。

 

1 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对外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8年美国从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与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打响了贸易战,推行了一系列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从一百年前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与世界互动、碰撞,从而引起世界各国不同的反应,这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形势,是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新课题。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需要服务于中国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服务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需要。新的开放既要让各国分享中国发展和中国市场的机会,还要进一步提升自己配置全球资源和要素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弱化中国与不同国家的产业重合,弱化贸易摩擦的几率。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先后设立的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开放举措,都彰显了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同时,中国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主张,都有力地说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正是回答这一时代重大课题的理论成果,是使中国经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始终紧扣战略机遇期的明亮航标。

  二、新发展理念:中国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以人民为中心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五个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习近平指出,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由此可以看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治国理念,是代代相承的。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究竟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它究竟在那里呢?

  ()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及其理论创新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句口号,世界上无论什么政党都喜欢用这个口号。真正的区别在于,确立什么样可实现的目标,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去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如何使发展理念具有实践意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面临的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制、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和人民普遍贫穷。怎样突破这个僵局,怎样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真正落到实处?邓小平大胆地、开创性地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所有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理念。有了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中国才有可能推开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运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从政府掌控资源配置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转变的各项前所未有的改革,进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勃勃生机。邓小平理论回答了当时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目标,以及怎样实现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即小康社会目标和先富、后富的途径和方法。这是当时发展理念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经济20多年高速增长,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开始显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延扩张、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凸显,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不满,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党的十六大前后,中央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并且制定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成为发展理念的又一次创新。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已迈过低收入阶段,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的发展阶段也面临新的矛盾与挑战:长期以来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动力衰减,经济结构失衡;环境破坏严重、自然资源约束趋紧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产业革命带来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经济发展带来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公平公正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利益。因此,回答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寻找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就引发对中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思考。201510月习近平再次强调,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我国分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并且明确提出了树立新的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发展理念。它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回答了在确立新的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途径和基本方法,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理念的再次创新。对比改革开放以来前两次的发展理念创新,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历史站位更高,第二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更深入。

  站得高,看得远。新时代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我国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前夜,改革开放走过了将近40年的历程,中国的发展成就足以使党的领袖有条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回望中国的历史轨迹和俯瞰世界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回望历史的深邃眼光和一览世界的广阔视野,赋予了新时代发展理念的历史穿透力和世界发展的洞察力。将近40年的历史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也暴露得更加充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也更加深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我们的基本经验,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进而发展到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新的发展理念就是这种规律性认识在发展问题上的体现。它具有针对性准确、综合联动性强的特点,从而更具有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例如,创新理念是要寻求发展的新动力,协调理念是强调解决发展中的各种不平衡,绿色理念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开放理念要求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共享理念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五个理念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构成完整的统一体,在理念上它是统一的,在实践上它需要统筹兼顾。因此,它也是更高水平的发展理念。

  ()发展问题认识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经济学是人们认识和分析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理论总结和工具,其中的发展理念则是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和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或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由于这个需要,一些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从而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并使之成为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当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把解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理论加以应用,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但事与愿违,世界银行曾有一项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再发展成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与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经过70多年的努力,二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一个基本事实是: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的发展理论制定政策,能够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几个发展绩效较好的经济体,其推行的主要政策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

  解释发展的理论当然不只有发展经济学,更具有影响并占据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的非均衡理论。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微观主体为基础,以完备的数理形式构建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用于解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它也许能够自圆其说,但一旦用于解释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地区的发展,它的简单观念和静态分析方法,就与研究对象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这就给非均衡理论提供了生长的空间。

  凯恩斯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从这个源头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非均衡理论的分析体系。非均衡发展主张,首先发展一类或几类具有带动性的部门,通过这几个部门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非均衡发展理论衍生出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都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蒂格里茨对非均衡理论做了这样的总结: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和不充分信息,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发实现帕累托效率改进。如果政府干预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的内在联系,那么它的干预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如果它的干预能够促进制度变革,促进市场信息流动和培育市场竞争,那么它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可见,解释和认识发展现象,提出发展主张,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和领域。

  西方经济学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无论是失败的,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成分的,都能给予我们思考和启发的价值。但很显然,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以构成中国的理论,也不可能简单套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经济效率问题,不可能仅仅使用帕累托改进来衡量其得失。多元目标、多元关系,难以用抽象的均衡非均衡来囊括,也难以在单一的市场经济运行的框架内做出完整的刻画和分析。它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发展理论,而是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就研究方法论而言,建立在机械的、线性思维逻辑上的数理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变量关系,精致的数学逻辑实际上只能分析回答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方法论,富有哲理性和中国文化底蕴,它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的概括往往具有纲举目张的逻辑力量。中国的发展理论主要应当建立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再次,在话语表达上,现代经济学研究固然应当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术语和概念,但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学术话语变成洋泾浜。真理是朴素的,大道至简。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只有十六个字,但它是能打胜仗的军事理论;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只有十个字,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经验的结晶和认识升华。理论不是游戏,愈是高明的理论愈需要让人明白,而游戏的主要目的是摆迷魂阵,让人不明白。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影响和指导意义。具体而言,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理念,大大拓展了创新的内涵和外延,它涵盖了科学技术、企业组织、商业模式、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企业文化等各个层面,是一个总体的创新理念。创新领域的延伸,实际是生产力概念的延伸,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协调发展从来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协调发展做过系统分析,在《资本论》中,他们对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化大生产中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与衔接的分析就是协调发展的理论源头,而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是在当代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更高层次的综合整体观的协调理念,它覆盖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协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与环境经济学融入发展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新。按照传统的学科划分,生态与环境经济学只是一个或两个子学科,虽然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它只是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绿色发展理念提升了生态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开放并不是新的概念,把它融入新发展理念,不仅是为了突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要求和新任务,而且是为了彰显开放理念在理论总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开放和世界市场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必不可少的内容。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而新发展理念中的开放理念就是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逻辑纽带。共享发展在实践中要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理论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它包含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层次内容,即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全面共享;人民既是共享主体,也是共建主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共享发展既有相同的本质要求,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提升过程,但它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融入新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

  三、改革理论:回应实践的呼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创造供给,生产又以需求为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间的矛盾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种矛盾变化的过程决定了经济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提升转变的过程。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习近平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目前我国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结构的主要矛盾问题。20151110日,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体现了创新性。

  首先,它率先终结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为主要政策手段应对危机的认识和主张。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曾经形成了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两种宏观调控手段。凯恩斯经济学、供应面经济学两大学派的经济思想,都曾在短期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当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其经济思想的局限性暴露出来。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扩大需求、刺激经济的应对措施。美联储把联邦基准利率降到零以下,并大量购买债券和金融资产,直至把美联储的资产扩张了5;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央行都亦步亦趋跟着美国的政策走。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中也推出了以“4万亿投资计划为标志的扩大需求、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刺激需求的政策效果递减,经济增长减速,出现产能过剩。2015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降到-5.2%,接近2009年的-5.4%的水平。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着力点的经济调控思路已经走到尽头,转变经济调控思路已经势在必行。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经济背景下,习近平果断提出了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着力点的经济调控主张,率先终结了刺激需求为主的政策思路,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20151216日,美联储宣布升息25个基点,至0.25%~0.5%。由此美联储结束了长达7年的零利率政策,这也是9年来首次加息。美国经济政策转向,整整比中国晚了一个多月。在此之后,世界各国都纷纷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政策层面开始启动供给侧的管理措施,例如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而中国的经济调控则连续三年实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使中国经济平稳走上中高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

  其次,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变化的认识和把握,是针对性准确的改革主张。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了一些规律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4—2018年,消费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且,对某几种消费品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2 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个变化是,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这些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也解释了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横向看,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我国过去五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2 主要国家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2010—2018)(单位:%)

 

注:各国2018年数据为前三季度数据,中国2018年数据为第三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3 主要国家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2010—2018)

注:各国2018年数据为前三季度数据,中国2018年数据为第三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4 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三个变化是,生产中的投入品即生产消费趋向升级。到2018年,全国R&D经费支出即生产中的技术投入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2017年提高0.03个百分点。而且,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运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组织和规划生产经营,更有效地进行判断和预测,从而能够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在这种背景下,它理所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中央政治局曾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这首次明确了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近几年来,我国加速建设大型数据中心,我国的大型数据中心仅次于美国。截至2017年,美国拥有全球44%的大型数据中心;其次是中国、日本和英国,三者合计占20%;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加拿大、印度和巴西分别占3%~5%

  显然,中国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但供给结构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洞察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回应实践的呼唤,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的改革,通过去除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实现供求关系的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通过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国有企业改革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企业布局结构实行了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重大战略性调整,使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为国有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随着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基本完成,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方向在哪里,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新课题。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从而明确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方向、新要求和新任务。2018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再次指出,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企改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国资委推动了1528家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已经调整到102家。国有企业规模实力明显提升。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83.5万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50.3万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2.3倍和1.8倍。全国国有企业境外总资产16.7万亿元。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向优势企业集中。目前,国有资产在军工、电信、能源等领域占比达90%以上;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业务逐步由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拓展到高铁、核电、特高压建设运营等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了68.9%;省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及各级子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了47%。坚持党的领导,以党建工作促进国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改革目标基本实现。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一,做强优大做大国有企业,有利于约束资本,保证社会公平。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负有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任。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能确保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国有经济在稳定和增加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增强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经济实力,才能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壮大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外部性的需要。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率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正外部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跨海跨江桥梁、机场港口、航空运输、特高压输变电、第四代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取得快速发展,城市交通通信、地铁和轨道交通、供水供气供热等支撑城市化发展的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不仅离不开国有企业,而且主要是依靠国有投资和国有企业发展所取得的。支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主要是依靠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提供的正外部性的支持,不仅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为民营企业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等方面施展更大作用提供了必要保障。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不同经济领域中的各自优势和不同作用,成为我党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本政策的实践依据。

  第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全球范围内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趋势加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逆经济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径,恶化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国有企业拥有资本和技术实力较强、人力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比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资源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中,国有企业引领重大科技攻关和战略性产业创新驱动,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生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国有企业向军工、电信、能源等战略性、前瞻性产业集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更有条件引领和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形成中国企业海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多样化格局,形成大中小企业多路并进、优势互补的中国特色国际竞争力,引领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发展。

  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并生共存的统一体,难以分离。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营造竞争公平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主体活力,使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经过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与社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表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在同一母体中同生共长。

  检验改革理论是否具有创新性,包括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具有创新性,不是看它是否具有新的提法和标签,也不主要是看它是否构建了多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主要是看它是否回应了实践的呼唤,并能够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和行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四、两山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升华与拓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思想的名言。怎样理解这句话的理论含义,是当下生态与环境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课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研究生态和环境的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把经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只考虑了自身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性,造成了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经济性,伴随着人们把公平(包括代际和代内)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深化,学者们纷纷修正传统的生产观、消费观、价值观,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观。于是,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而且,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都被纳入经济学的范畴,成为经济学的新学科。相对于历史更加久远的经济学理论来说,这些新学科、新理念的提出,本质上都是对经济学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修正。它们提出的发展观,要求人口再生产、物质产品再生产、精神产品再生产和生态系统再生产四者的统一,这就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习近平的两山论实际上可以在这些新学科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中找到学理依据和共鸣。但是,习近平不是普通的生态环境学家,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他的生态环境思想需要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理论工作者研究阐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任务;而且,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也需要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呢?有人质疑,两山论怎么体现劳动价值论,没有人类劳动凝结的自然环境会产生价值吗?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也是世界观问题。在20151123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援引恩格斯的话,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此,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力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显然,这都是物质第一性的哲学思维及其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与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相一致的。它与资本主义生产以资本为中心的立场和世界观相对立。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以牺牲生态环境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造成日益严峻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联合国报告《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指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大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无偿占有和消耗,带来资本增值和财富积累,从而对全球资源带来过度损耗,并制约了当代和未来人们的福利。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对生态环境背负了巨大的欠账。目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就是人的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绿色发展理念的要义,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奠定了中国特色生态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调和哲学世界观。

  其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人用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生产活动。可见,劳动是主体与客体两者相互关系的产物,没有客体的劳动在地球上不可能存在。自然资源是天然的劳动对象,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兼具有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两种属性。所谓经济属性,是指通过人类活动利用自然资源产生经济价值的功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所谓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生态属性,是指调节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安全、提供林木水畜等物质产品以及良好人居环境所需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功能。

  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意义上说,体现为人类劳动的主体、客体两方,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这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特征和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人的劳动行为应当被更多关注。但是,随着人类劳动和经济活动能力的巨大发展,当人类面临更迫切、更基本的共同性问题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移到了客体一方。两山论的提出,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发展逻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先是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大量耗费资源环境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趋紧的矛盾初步凸显。20世纪末,我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以GDP论英雄的惯性发展思路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仍然是鱼与熊掌难以兼顾。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主要矛盾抓住。针对长期积累的痼疾,习近平断然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抓住了人类劳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情况下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而是科学、准确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这就打破了人们把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环境对立起来的僵化思维,为我国绿色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所谓劳动创造价值,是指交换价值,是指有交易结果实现的人类一般劳动。这里就产生了市场需求问题,供给与需求是一对市场的永恒矛盾,而且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了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同时,能够展示出绿水青山景象的可视性、可达性、可贸易性,本身就意味着这里注入了人的劳动行为,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之一,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环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绿水青山指自然资源,金山银山指货币财富。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论指明了通过保护和改善环境,在得到绿水青山的同时可以获得经济发展的绿色发展道路。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然资源本身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通过人类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变成商品,才能创造出价值。这时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为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物质产品和生产要素。生态保护行动作用于自然资源,相当于投资自然资本。通过资本投入,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手段,改变传统社会生产的资源利用方式,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促进资源的节约利用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改善和修复,促进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从而增加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再次,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这句话揭示了生态环境的自然垄断特征。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条件下,存在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产生的,级差地租则是由劳动投入的不同方式产生的。良好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和垄断性使之产生了具有绝对地租类型的价值实体,类似金矿与石油储藏。随着经济发展解决了人们基础的衣食问题,人们对优良生态环境的需要比以往更为迫切,良好的人居环境,清新的空气、优良的水质、安全的食品等等生态环境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尚存在极大缺口,绿色生产和消费成为产业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可贸易性愈来愈具有可能,这就使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产生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从而使绿水青山成为可贸易性商品,产生了货币财富。例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环境的受益者或消费者向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生态产品的生产者支付报酬;建立生态产业体系,可以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从而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省的建设目标。2005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经过十多年对两山发展道路的探索,浙江省实现了由高质量绿色GDP取代高速度经济GDP的转型发展。

  五、宏观调控理论:破解世界级难题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前提。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提出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系列重要表述,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提到历史的新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又怎样实现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呢?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仅仅体现在类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路线、方针和大的政策方面的一般意义的领导,而且体现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具体指导。党的指导性意见是政府决策的基本依据。从长期实践看,党对经济工作的具体指导已经形成机制化运作。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对政府的年度性工作做出决策指导,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例如,2018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实行逆周期调节经济政策,但同时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指导意见。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依据党中央的指导意见做出了年度工作部署。1997年至2016年中央曾召开过4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但20177月和20187月连续两年召开,并成为年度性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20183月中共中央公布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并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加强了对改革、经济运行的实时监控和及时指导;同时,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国家审计署不仅是政府机构,也是党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从而加强了党对经济监督的领导和具体指导。同年3月,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16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全方位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发展,该机构已从议事机构转变为决策机构。对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责任,强调党组织负责人必须肩负一岗双责,必须对所在地方的经济工作担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这就说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仅仅是原则性领导,而且包括具体政策的指导,是实实在在的。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领导、政府、市场的三者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要解决基本经济制度同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统一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比如,在非完全市场竞争领域中,有许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品服务,这些领域和充分竞争的领域不一样,提供的公共产品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福利性就越强。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不能完全搞市场化,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需要政府干预,需要依靠看得见的,靠政府公共财政来配置资源或引导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存在盲目性、自发性等弊端,市场也会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西方经济学也承认会发生市场失灵,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但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是不是都有效呢?不一定。往往政府提了一个干预市场的方案,不同的政党或利益集团就反对,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事实上不可能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政府干预失效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常态现象。原因就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形成共同的社会利益和统一的意志。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但政府干预失效的现象同样会发生。例如,违反中央政府纪律的各种加杠杆的地方举债活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措施等,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不仅反映市场失灵,也反映政府角色错位和政府干预失效。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我国目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责权关系、财税体制制度下,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省级地方政府更是具有地方性立法权管辖下的行政主体,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刻地分析论述过。加上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有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可能发生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甚至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角色错位和干预失效的现象。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失效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府迄今都不可能解决。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探索解决这个世界级的难题,其出路就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解释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优势。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处理党的领导、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这三者关系,形成了新的宏观调控理论。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党的领导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根本保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解决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缺位、错位现象。十八大以来,党全面推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使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强调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和局部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刻也不脱离人民。只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都需要总结经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产权结构也日益多元化,许多市场主体都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党的有效领导,既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又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重大问题。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